当然，在某些制度无法通过解释宪法获得正当性的时候，也需要启动修改宪法程序。

2008年，时隔七年之后，同一个最高法院亲自废止了寄托着中国宪法学者集体理想的那个批复。不过，宪法委员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以及法国宪法本身的结构性修正，为这一机构的司法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得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具有了政治性和司法性相复合的特征。

[33] 参见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26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柯克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分类范畴，即自然理性/人为理性，并将法律裁判作为一项专门的技艺。这方面的制度性进展主要体现在：（1）2000年的《立法法》第90、91条规定了法规备案审查的申请主体和审查程序，最高法院是申请主体之一。施米特在论证中多处提及多元主义的问题，这是苦恼施米特乃至于整个1920年代之德国国家法学界的共同问题。这显然只是最高院的一种技术化的表面理由，真实理由何在？这已经超出了中国法院的解释权范围。

关于司法审查原则，柯克在1610年的博纳姆案（Bonhams Case，1610）判决之附论（dictum）中提出：在许多情况下，普通法会审查议会的法令，有时会裁定这些法令完全无效，因为当一项议会的法令有悖于共同权利和理性、或自相矛盾、或不能实施时，普通法将对其予以审查并裁定该法令无效，这种理论在我们的书本里随处可见。贡斯当对于王权中立性的论证可谓十分经典：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三种各领一方、但必须在整体运作中进行合作的权能。（2）中央统治权由国民党代行。

在某种意义上，1946年的旧政协就是国民党从训政转型为宪政的制度中介。国民党的主导立国思想尊奉三民主义，这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政治最大范围的现代性政治理论，而共产党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维度在核心教义上优先于其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因此，前者之宪政转型在政治教义上的规范性障碍较少，而后者之宪政转型在政治教义上的规范性障碍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至今未能获得有效的理论清理与改造。根据这里的思想发展线索，训政亦有法度，即约法。纵观孙中山的宪法思想，其中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不可能成为党国体制的直接规范基础，唯有宪政阶段论与党国体制联系密切。

不过，作为共同民族危机的抗日战争却为国民党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提供了另外一种政治过程与政治基础：（1）抗日战争提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理由，民族利益超越党派与阶级利益而成为这一阶段国内各种力量的政治共识。（5）约法解释权归属国民党中执委。

内忧外患之下，地方自治自然在政治重要性上要低于国内政治统一和对外主权维护。此次改革基本奠定了国民党新的组织原则和政治构想。其次来看列宁主义影响下的国民党的政治改组。与1947年宪法之颁布密切相关的政治协商制度（所谓的旧政协）是20世纪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制度创造，它不仅是该部宪法的助产士，而且直接影响到新中国的制宪与建国模式，并逐步转型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

不过，大陆之宪政转型毕竟还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还需要在政治教义和宪法制度两个层面进行理性运思。作为大陆青年宪政研究者，笔者认为民国宪政史尤其是孙中山的宪政实践学说对于理解中国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其核心为政党国家结构）的生成及其转型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议通过《关于实施宪政之决议案》，规定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恢复召开制宪国大。中国宪法中的这一政治宪法结构并不具有直接的中国古典政治根源，也不是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制的演化，而是来自于中国近现代救亡图存背景下诸种政治思想模式之竞争和中国人民以革命建国为主线的政治成熟过程。

[6] 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不过，国民党的制宪准备贯穿于这一困难时期。

该部约法颁布之时，国共内战正在开展，两党之政治与军事较量逐渐激化，而九一八事变则开始成为全民抗战的导火索。宋案起于宋教仁被刺，终于赵秉钧死亡，不仅法律程序已经穷尽，而且南北双方经由共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任也荡然无存了。

四、结语：宪政阶段论与政治理性国民党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难题是孙中山革命学说与列宁主义建党/建国原则相结合的产物。列宁主义对国民党发生影响的正当性不取决于列宁主义教义本身的真理性，而取决于其功用性以及与国民党训政阶段基本任务的适配性。[2]民族、民权、民生三位一体，其中民族涉及主权独立与民族解放（这一解放既针对外国列强，也针对满清政府），接近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是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凌背景下政治/文化精英的普遍共识。关于政治宪政主义的系统化论证，参见田飞龙：《政治宪政主义——中国宪政转型的另一种进路》，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届博士学位论文。1927年之后的共产党革命根据地问题成为国民党军政任务的重点。不过，由于历史基础和条件的变更，从训政到宪政的转型中介曾经由地方自治变化为政治协商，尽管最终失败，但其中的政治经验值得挖掘。

至于训政和宪政的衔接关系，该约法进行了简单的程序性规定，即第86、87条，涉及两方面工作：（1）由立法院准备宪法草案。此种约法虽具有国家根本法之性质，但不同于正式宪法，受到党治原则的严格限定。

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孙中山开始筹备党军，为军政做准备。彼时的清廷已经缺乏真正的政治家和具有战斗力的直控部队，故首义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大体决定于两大汉族政治集团：一是南方的革命党政权。

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开展宪政建设的基本思想来源和规范基础。概言之，国共两党在20世纪上半叶共同选择的党国体制是中国人民经由传统王朝政治向现代法理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背后缠绕的是政治变迁的历史理性逻辑和宪政转型的先进性命题。

（4）抗战之后人民对于和平具有最热切之愿望，任何党派均不敢负担内战责任或以人民之政治不成熟为理由延迟推行宪政。不过，1982宪法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总决断为前提，开启的是一个面向常态、融入欧美主流世界的历史进程，其在改革时代主要的理论创新（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化理论，四个宪法修正案中包含的规范性的宪政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和谐社会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理论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方向上更加完全与彻底的进展，其所汲取的主要理论资源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旨，而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西方主流政治理论，这使得经历改革三十年之后，当代中国更加具有中国文明属性和世界主流属性，其在古今和中西两个历史哲学维度上的思想性调适和制度性改革构成中国大国崛起的基本经验。三权分立理论成熟于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至康德而获得形式逻辑上的哲学证明，被解为理性推理过程中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3]。而且，经过旧政协时期的政治合作，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基本政治原则与合作方式已经具有共识基础和基本经验，这也是1949年的新政协顺利召开和新中国顺利制宪建国的重要历史基础。

[10] 关于国内政治宪法学近几年来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状况的一个总结，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由于欠缺作为革命党的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同盟会的多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同盟会会员以及所联系的国内会党团体中消极推诿者、临阵变节者不乏其人。

然而，任何制度建构总是伴随着文化渗透，不存在孤立的制度与工具。事实上，大陆三十年来的政治与社会进步是在改革话语下完成的。

经过列宁主义影响的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是20世纪中国宪政运动中非常重要的、具有典型性与实践性的政治宪法理论。1927年国共分裂，原因复杂，但与国民党在教义上与列宁主义迥然有别存在很大关联。

1996年左右的良性违宪之争就反映了这种张力的基本烈度。阶段论思维在本质上反映了国共两党建国精英的自主品性与实践理性，其思想蕴含与制度遗产对于中国进一步的宪政转型颇具价值。因此，与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宪政转型相比，大陆尽管遭遇严格的规范性障碍，但其理论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活力依然生机勃勃，其宪政运筹仍有较大的思虑与实践空间。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方略》本有军法、约法、宪法之程序，此次改组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期说，将革命时期界定为以革命军起义为起点、以宪法颁布为终点，在此期间一切军国庶政，悉归中华革命党党员负完全责任[7]。

国民政府成立宪草审议委员会对《政协宪草修改原则》进行审查，由政协秘书长雷震负责整理宪法条文。因此，尽管中国大陆的宪政研究者焦虑于大陆宪政的阶段论问题并受到孙中山理论的重要启发，但大陆版的宪政阶段论还不够成熟，还不能成为解释与引导大陆宪政转型的有效理论，甚至还未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获得明确的认可。

因此，探寻中国宪法之政治宪法结构的思想渊源，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分析对象。然而，国民党训政之路并不平坦，同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东三省，民族危机深化，而同年11月7日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3] 参见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8—139页。1943年1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研究《五五宪草》和制宪问题。